自1967年8月30日，王力、关锋被“打倒”后，在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中，在谈到错误和罪行时，几乎无一不说他们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一小撮”，也确实是他们被“打倒”(确切地说是被“抛出”)的根据之一。然而，“揪军内一小撮”究竟是怎么回事?其来龙去脉怎样?这是研究“文革”需要探讨清
“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 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
1967年的“七二?”事件，本来是武汉地区军队和一部分群众抵抗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做法的一次大斗争，它反映和体现了不满“文化大革命”的体制性力量和群众性力量。但在当时却被定性为“叛逆行为”，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在“七二?”事件后，“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像狂飙一样席卷中国大地，继全面夺权风潮造成各级政府和党组织瘫痪后，又使军队及其秩序受到严重冲击。
在“七二?”事件中，被揪斗和殴打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及随行人员，于7月22日被救回北京，在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党政领导人及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谢富治、王力从飞机上下来后，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拥抱，王力被中央负责同志簇拥着走出机场，场面十分热烈和壮观!王力俨然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
7月2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欢迎谢富治、王力等人胜利归来并声讨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会，当时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统帅林彪也主动参加了这次大会，这更提高了这次大会的地位和声势!
关于“七二?”事件本身我们不谈，只就“七二?”事件所引发的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作些介绍和说明。
《人民日报》7月25日所载“新华社武汉24日电”称：“决心把混进党政军里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臭。”
《人民日报》7月26日所载“新华社25日讯”，关于百万军民举行集会的报道说：“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给武汉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亲切、郑重地说：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得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从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称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提法，便在报刊上，在社会上，铺天盖地地传播和流行起来。细检7月27日到31日这几天的《人民日报》 (其他报纸姑且不说)，从社论到通讯，从报道到文章，“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每天都出现十几次。
7月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据杨成武回忆，“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人民日报》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专政最坚强的支柱》中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纠合混进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疯狂地进行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
《红旗》杂志第12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红旗》杂志第12期还有一篇就“七二?”事件写的专论，题目叫做《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其中说：“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坏事变成了好事。武汉地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策划的阴谋被击败了。一小撮暗藏在党内、军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揪出来了。”
《解放军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说：“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批判彭德怀、罗瑞卿等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党报、党刊、军报，亦即“文革”中红极一时而又极具权威的“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这三个名字在1967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时第一次联合使用，此后就成为写重要文章和重要社论的定例，是“文革”中的最高舆论权威)，一齐上阵，大肆宣传和鼓噪“党内、军内一小撮”，这不是达到顶峰了吗?
写到这里，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庆祝建军40周年的国防部招待会上的讲话，却只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讲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为什么?这里是否透露出和反映着某种情况和信息?要知道，杨成武当时随同毛泽东在外地，他是奉毛泽东之命回京参加国防部招待会并讲话的。这个不同，即在“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杨成武的讲话不同于“两报一刊”的言论，很值得注意。十分明显，这绝不是无缘无故的。
“揪军内一小撮”的大肆宣传和鼓噪造成了严重恶果，军队及其秩序受到很大冲击，整个形势简直到了“失控”的程度。当时各军区，包括大军区和省军区的告急文电，雪片似地飞向中央，飞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各处在揪本地的陈再道，在冲击军事机关，在抢夺枪支弹药等等。而各级政府和党组织都瘫痪了，连告急文电也发不出来了。当时还说什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说什么“乱”，只是“乱了敌人”，而“锻炼了群众”，这完全不是事实。
由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严重地冲击了军队及其秩序，造成了全国性的“兵荒马乱”。毛泽东虽然口头上说“形势大好”，但对这种“兵荒马乱”，不能不忧心忡忡。他在1970年同斯诺谈话时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毛泽东在“文革”中一个最重要和最基本的信条。当毛泽东看到《红旗》杂志第12期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时，“义愤填膺”地提出“还我长城”!又针对着报刊上大量和反复出现“揪党内、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和言论，话里有话地指出：不要并提党内、军内一小撮，还是提党内一小撮。并提，很不策略。这就是说，毛泽东把搞乱军队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归结为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从《五一六通知》到《军报宣传方针》
“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并招致毛泽东不满，究竟是谁先提出这一口号的?
1967年8月22日，因抢夺军备和援越军用物资问题，周恩来在接见广州两派时，严厉地批评他们“简直没有敌情观念”。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让我们看看事实。
实际上，应该说“揪军内一小撮”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就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说：
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谁都知道，这两段话，在《五一六通知》中是极其重要的，可以称之为《五一六通知》的灵魂，其印刷也都是黑体字排印的。
“混进党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其人数是“一小撮”(《五一六通知》中说不是“一小撮”，而是“一批”、“一大批”。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十六条》中说的还是“一些”。“一小撮”是后来确定和流行的)，故称之为“党内一小撮”。
无疑，“混进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是“军队走资派”，其人数也是“一小撮”，故也可称之为“军内一小撮”。
据此，我们说“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最早出现应在《五一六通知》，不能算是妄言。当然，在《五一六通知》中没有“军内一小撮”这样的话。
196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复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其中说：“也要看到军队院校领导和教职员中，确实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彻底斗，彻底批。”
同已有的军委、总政对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规定相比，这个紧急指示，是“文化大革命”中关于军事部门“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文件。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概念，但有了军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家伙”的说法。可以说，这距独立和单独提出“军内一小撮”只有一步之遥了。
1967年1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要加强部队“文化大革命”运动，说部队也有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要搞好搞彻底，要支持“左派”，又任命关锋为总政副主任，主管军报。顺便说一句，关锋被任命为总政副主任，他实际上一天也没到职，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管了军报的。他会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王力，召集军报的两位领导，搞了一份四人联名的《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 (简称《军报宣传方针》)，于1月10日上送给“‘全军文革小组’并林副主席”。其中第一条就说：
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严格和真正意义上的“军内一小撮”即“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这是第一次出现。王力、关锋这里说的，是同《五一六通知》精神基本一致的，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军内一小撮”明确地独立出来。这也可以算作他们的“创造性”吧。
这份《军报宣传方针》，没有送全军“文化大革命”(简称全军“文革”)小组，却直接交给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又由她“嘱”，立即报送林彪。军报代理总编辑胡×代写：“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林彪不仅在自己姓上画了圈，还批示：“完全同意。”
这不容置疑地证明，林彪和江青也是认可和同意(并且是“完全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这样，《军报宣传方针》也就确确实实、不折不扣地成为《解放军报》必须执行的命令和指示了。
《解放军报》1967年1月12日的社论《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祝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成立》，说：“让我们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热情坚定地支持革命左派，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向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猛烈开火。”
《解放军报》l967年1月14日发表的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中说：要把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搞彻底，必须“冲破重重阻力”，而“这阻力主要来自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自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又说：“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1967年3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又加编者按，发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即林立果)的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中说：“我们空军领导机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由于“七二O”事件的爆发，再次把“揪军内一小撮”的宣传和鼓噪推向高潮。
“揪军内一小撮”问题上，江青、康生、陈伯达极力推卸责任，王力、关锋成为替罪羊
当毛泽东针对“揪军内一小撮”的狂热宣传，提出“还我长城”，说“党内、军内一小撮”并提不策略的时候，据说江青、康生、陈伯达都慌了手脚，急忙为自己开脱，推卸责任。江青明明看过和同意《军报宣传方针》中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并嘱“速送林彪同志批示”，她现在不提了，并装模作样、“义正词严”地批“揪军内一小撮”。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说：“早一些时候，有这么一个错误的口号，叫做‘揪军内一小撮’。他们到处抓‘军内一小撮’，甚至把我们正规军的武器都抢了。同志们想想，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我们能够坐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吗?(群众：不能!)如果把野战军给打乱了，万一有什么情况，那能允许吗?(群众：不能!)所以不要上这个当，那个口号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党、政、军，都是党领导的，只能提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再另外提，那些都不科学。结果弄得到处抓，军区不管好坏，差不多都受冲击了……我曾给北京的小将谈过这个问题。”――江青表白她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贯正确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自我批评。
1967年7月“新华社25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关锋加上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现在他改口称，他没说主席同意了。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也极力为自己开脱。
查阅《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从1967年8月10日开始，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就不见了，可谓戛然而止，这显然是对毛泽东“还我长城”呼吁的贯彻和回应。最显著的证明，要算196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摘要公布1959年8月16日《中国共产党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这件事。按理说，利用这件事恰好大讲特讲“军内一小撮”，并且军报社论已经明确断言彭德怀、罗瑞卿等是“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为公布这个决议而写的社论中都不再提“军内一小撮”，当然也不再说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只是说彭德怀有这样或那样的罪行。
还有一件事也值得说一说，为“补救”受到毛泽东批评的“八一”社论，在8月中旬，《红旗》杂志又写了一篇关于军队的社论，题目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月19日由新华社播发，登载在8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则是9月17 日出版的第14期了。
当时，陈伯达不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而且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红旗》杂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而发表这样重要的社论，他不审阅，不签字，那是不可能发表的，这不仅是惯例，而且是规定，即他作为总编辑的职责所在。这篇社论，毛泽东批评了，陈伯达说他没看过，显然是弥天大谎。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起很大作用的还有《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关锋审改的。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
这件事，我也问过关锋，关锋说：“毛主席批评这篇社论后，陈伯达说他没看过，并把有他签字的稿子要回去了，这完全是想推卸责任，是小人的做法――对他这一点，我是很有意见和看不起的。”
《红旗》杂志第12期有两篇社论，一篇是纪念“八一”的社论，一篇是专就“七二?”事件写的社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据负责处理这篇社论的责任编辑说，这篇社论中有句话就是陈伯达改过的。这句话原为：“……实际上只不过银样蜡枪头一根”，陈伯达将其中的“蜡”字改为“ ”字。此语出自《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是红娘讥讽张君瑞的，说：“你原来苗而不秀。呸!你是个银样 枪头。”所谓“银样 枪头”，即表面像银质其实是焊锡做的枪头，比喻中看不中用；而“银样蜡枪头”，则不通，也无据。编辑们看到陈伯达这一改，深深赞赏和佩服总编辑知识渊博。陈伯达撒谎有术，但是骗不了人。只是当时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直接关系“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毛泽东不想追究他的责任就是了。
王力在“文革”后回忆说： “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这一问题，虽然不应由我负责，但我觉得自己没有反对，也执行了，便做了自我批评，表示也有我一份错误。但是，江青、康生、陈伯达把责任全推到我的身上来了，实在可笑。”
1967年9月，毛泽东经过两个月的南巡回到北京，据说外交部的王海容去见毛泽东，探听打倒王力的消息，毛泽东只给她念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没说别的，便下了逐客令。唐代罗隐这两句凭吊诸葛亮的诗，毛泽东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地吟诵和抄写过。应该说，这两句诗，确实是毛泽东经过“七二?”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心态写照，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摘自《问史求信集》，红旗出版社2009年4月版，定价：5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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